5月30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石门村，村民在田间抢水耕犁稻田。近段时间，贵阳雨水充足，特别是地势较高的高坡乡“望天田”，也显示出水源充足景象。 CFP

    ●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目前，我们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考验，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地方政府在稳增长、调结构过程中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来推动经济结构朝合理方向的大变动，而这个变动方向就是城市化。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国内需求的方向发展，是保增长的首要条件

    ●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形势下，企业应抓住机会进行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横纵向的产业兼并，目前是优势企业进行兼并国内外相关企业的大好机会

    ●由于支撑过去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因素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要素优势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未来3～5年中国将步入一个正常的下行通道，要提前预判，提前应对

    ●过去有利于外需扩张的结构，正是利用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要真正打开内需，就必须在这两个领域有大动作

   前不久，首届中国县（市、区）级发展改革论坛暨第24届工作交流会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召开。这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新会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次全国性重要论坛。

    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目前，我们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考验，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在这样的关键时点，如何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努力调结构，地方政府又如何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主要方向

    在探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认为，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来推动经济结构朝合理方向的大变动，而这个变动方向就是城市化。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国内需求的方向发展，是保增长的首要条件。对于县（市、区）级单位而言，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大问题，一是土地瓶颈问题，多数城市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又严重浪费，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县（市、区）级单位都需要在提高土地产出率方面做好文章。

    “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与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其实，在如今经济下行的大形势下，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大好机遇，谁能够率先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谁就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王建说。

    江门市新会区区委书记魏志平认为，“调结构”与“保增长”并不矛盾，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从新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年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扎扎实实沉下心来，把调整结构的工作做好。”

    魏志平表示，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要抓好转型升级。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有体制、机制乃至各级干部的思维和作风的转型升级，都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据魏志平介绍，今后新会区在新引进项目时，会把产业导向作为“硬杠杠”，“投入——产出比”较高的项目才会引进，这方面有具体的测算标准，如投资强度、产出率、容积率等。

    在谈到土地资源的利用时，有人担心在“工业上山，农民进城”的形势之下，原本用作农业发展的土地会被工业吃掉。对此，相关与会专家表示，由于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土地来保护农产品，因此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不失为一种好的发展方式，即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同时这也能够使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是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

    魏志平表示，利用好土地项目，除了要贯彻好江门市政府相关土地利用的政策外，新会区对于大项目使用土地的审核门槛相当之高，企业在符合区产业发展导向的同时，还要能够确保产出较高效益。对于一些土地违法或迟迟不上马的项目，新会区将依据有关政策，对企业进行罚款或者收回。

    调结构是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会上，广东新会、福建长乐、山东诸城、安徽休宁等会员单位代表做了发言，成员单位之间进行了工作交流。论坛与交流会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的调结构压力非常大。地方政府面临调结构过程中经济增速下滑的挑战。一些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现象，地方面临较大的压力。地方对调结构统一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二是调结构过程中出现了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现象。比如，一些地区面临生态和工业的矛盾，由于当前的考核机制仍然是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要的考核指标，而国家的生态补偿机制又不健全，补偿不足。又如，一些地区是粮食主产区，于是面临经济要发展，但又要保证农业，而相关的政策支持并不到位。相关政策没有跟进，导致地方调结构过程中存在较大困惑。

    三是相关政策不清晰导致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在发展一些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时，地方往往“摸不着头脑”。

    四是地方在提升工业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产业选择的难题，一些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往往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而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好企业却不容易招到，招商引资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是地方面临的发展瓶颈最突出的是土地和环保压力。地方政府面临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发展经济急需土地的“两难”境地，建设用地指标远远不能满足工业用地需要。同时，许多地区认为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主要是大部分地区主导产业仍是高耗能的传统产业，能耗低的新兴产业还未成规模。

    为此，与会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正确看待国际金融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非中国独有的危机。从国际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危机是长期的危机，未来5～10年，美国和欧洲均走不出这场危机。不同于发达国家，我们遇到的是“短期危机”，但这场危机会给很多企业带来很大困难，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大批企业会“倒下去”。政府企业对此要有充分准备。

    二是经济增速放缓时，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如何调结构的问题。调整结构正是为了解决过去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国目前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压力，经济增长适度放慢，正好为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谁走在了前面，谁就能抢得下一轮发展先机。

    三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危与机，珍惜短暂的危机中调结构的重大机遇。地方政府可以借此机遇来淘汰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扶持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达到区域产业和空间优化配置，并解决土地资源不足、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难题。对于企业来讲，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形势下，企业应抓住机会进行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横纵向的产业兼并，目前是优势企业进行兼并国内外相关企业的大好机会。

    只有扩大内需才有可持续增长

    会上，相关与会专家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农业经济形势、新阶段城市化的战略选择做了专题报告。

    专家们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保证经济不大起大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相互影响，二是国内的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相互交织。由于现在中国经济外向度非常高，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和干扰非常大，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影响甚巨。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盲目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调结构，反而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只有扩大内需才有生机，只有从体制机制、观念上创新才能走出困境。

    相关专家表示，由于支撑过去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因素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要素优势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未来3～5年中国将步入一个正常的下行通道。目前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与结构优化升级的矛盾，现在是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关口，一定要加大改革力度。另外，我国应思考是否准备好应对国际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要提前预判，提前应对，要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来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在谈到我国农业和农村以及农产品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时，有专家指出，我国农产品整体过剩，水果则是阶段性过剩，对于地方而言，靠农民种水果和蔬菜增加收入行不通，因为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处于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倒挂”的情况，农产品逆差已经维持了很多年。

    这位专家表示，当前农产品的金融属性日益显现，农产品价格不再仅仅取决于实体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而是更多受到国际流动性影响，甚至是定价。与此同时，国家的临时收储政策也影响到市场价格的变动，因此，农业调控政策要更多运用市场手段进行调节。这几年来的涉农政策文件已经是“全覆盖”，各个方面均有相关政策出台，目前重点是要强调科技，科技仍是农业发展的“软肋”。

    该专家表示，一定要加强农业投入。目前农村仍面临投入单一、社会资金投入少的困境，农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针对小农户大市场政府如何服务的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搞组织化的专业机械合作社，这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方向。此外，要严防农业内部的“隐性土地流失”问题。

    在谈到我国城镇化时，与会专家提出，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城镇化过程中浪费问题比较严重，最突出的是占地问题，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远高于人口扩张的速度；二是城镇化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尤其是行政等级高的地区用地扩张更快；三是城镇化率数据的“双重失真”问题。但是，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是无可置疑的，如何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非常重要，要从速度的扩张向质量的提升转变。县级市作为中小城市，城市吸引力和集聚经济人口的能力不如大城市，但城市要有特色，而每个城市都可以有很多产业功能，但集中力量去挖掘一两个可能更好。中小城市要更努力地去挖掘和培育一两个优势产业。

    转型呼唤一场大的改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以及王建分别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全球环境分析、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转型、正确认识经济中的危与机专题发言。

    王湘穗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必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而且有蔓延趋势，导致危机的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西亚北非事件、美国战略东移等都是这场危机的后续表现。

    王湘穗提出了“币缘战略”概念——目前的世界格局不仅仅是原有地缘框架，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通过控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权力的“币缘政治”，成为当今世界争夺的焦点。全球形成上层是金融国家、中间是制造业国家、最下层是资源国家的“垂直结构”。目前来看，已经显现出金融大国和资源大国人为夹击制造业国家的态势，“币缘政治”格局对于中国的挑战正在加剧，在这方面，我们作为制造大国要有一种自觉。中国宏观经济背景将长期处于一个动荡期，我们需要在全球危机、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的三大背景下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石小敏重点分析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他认为，世界目前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正是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才有了30年的高速发展。随着全球价值体系一体化、游戏规则一体化、评估规则和标准一体化，全球化已经从一个历史框架转变为观察问题的思维框架。他指出，分析国内经济问题，内生原因才是主要的，而不应把国际市场出口下降放在首位。

    王建首先用大量重要指标来阐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他特别提醒要考虑今年的闰年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王建认为，乐观地认为经济已经见底回升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包括：要从工业增加值和用电量尤其是重工业用电量指标来看经济的下滑；出口形势仍相当严峻，还要看到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以及汇率的影响；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急剧下降、一季度货币增长率快于现价GDP增长率，说明银根放松但并未使经济活跃。

    在王建看来，没有最终需求的扩张不可能是货币的实际扩张，不见得是放松货币就能刺激经济增长。另外，调整结构是稳增长的关键，新全球化带来庞大外需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次贷危机中断了这个过程，外需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亟待转向内需。2009年的那一轮保增长并没有解决需求端的问题。过去有利于外需扩张的结构，正是利用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要真正打开内需，就必须在这两个领域有大动作，而整个的转轨需要一场大的改革来促进。(罗 勉)